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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字挺多的，没时间校对了。大家凑合看吧。
有读者说用朝鲜战争这个词，不能体现抗美援朝的正义性。其实，我倒没想那么多。因为在我看来，中国人民求解放，迟早要和帝国主义正面冲突一次。如果不在朝鲜，那就要在中国东北。个人观点，志愿军“援朝”、“卫国”都是手段，获得解放的中国人民“抗美”、“保家”才是目的。
打狗看主人。狗吃亏了，主人必然亲自上场。主人气馁了，狗也就老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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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想写的东西很多，比如，宅基地狂想曲，比如，蒋介石时代的反腐为什么越反越腐，比如，资本与白手起家，比如，民国为什么出现去工业化，比如，反封与反帝——大革命失败的原因，等等。
但是，静下心来，把这些的观点写成上万字的论述的时间几乎没有。
杂谈想写的事情也很多，一样没有时间。
先写写抗美援朝吧。
全文8100+字，创作时间1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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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
许多人认为抗美援朝战争，仅仅是挫败了美军，扬国威于朝鲜半岛。
事情显然不那么简单。
有些人认为，抗美援朝战争，提高中国的国家地位，扭转了1840年以来的国际关系，让列强不敢轻易用“在海岸边架几门大炮”的方式，让中国妥协，从此中国与列强之间有纠纷，列强不敢轻易诉诸武力。这种观点比上一个观点进了一步，但是仍然不够。
我曾经说过，抗美援朝战争，让苏联意识到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一旦武装起来，具有巨大的战争潜力。经过二战，苏联打光了一代年轻人，苏联的势力范围扩展到极限，人力资源却极度匮乏。铁幕东侧实力极其虚弱，如果没有人力资源的补充，无力支持新一轮大规模的战争。这种情况下，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对苏联的意义尤其重要。
在抗美援朝战争之前，虽然中国有庞大的人力资源，但是一直没有有效地组织起来，只能任人宰割。抗美援朝战争，让苏联意识到了老一代领导下的新中国的组织能力。
二战以后，虽然有了核武器，但是一方面当时的核武器数量稀少，一方面铁幕双方都惧怕对方的核报复，都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所以，战争大概率是常规战争，至多使用战术核武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可以用于现代战争的人力资源，是非常宝贵的。
由于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力资源，占据东北亚关键的地理位置。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倒向哪一方，就可能决定欧亚大陆的战局。事后看，也确实如此。中苏默契，美国在越南陷入泥潭。中美联手，苏联在阿富汗难以脱身。
这就是1945年以后，苏联婴儿潮爆发以后，至1960年代，苏联新一代年轻人成长起来以前，中苏蜜月的基础之一。
于是，苏联在东北亚有了可靠的战略屏障，可以腾出手来，集中精力，治理刚刚吞下的东欧，镇压原有统治阶级，扶植代理人，建立相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对西欧虎视眈眈。中国则在苏联的支持下，开始了工业化。
这是在《同盟异梦》中提到的观点。
这只是外交方面的分析，那么内政方面，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如何呢？
抗美援朝战争巩固了新中国的政权，断绝了国内反动派反攻倒算的希望。
国民党反动派虽然在大陆失败，但是并不死心。他们一直寄希望于美国介入中国内战，借助美国力量反攻大陆。
回顾历史，如果抛开政治角度，国民党反动派的想法，从纯军事的角度来说，乍看起来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抗日战争前期，日军占领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南京政权，龟缩到重庆等内地，利用地形和日军拉锯。美日矛盾升级，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重庆政权弹冠相庆——只要比日本鬼子多苟且一会儿，胜利就是属于重庆的，就能吃日本的尸体。太平洋战争结束，日本鬼子在太平洋战争中失利，重庆政权再次回到东部沿海平原，反动派的官僚成为接收大员，人人五子登科。
国民党反动派被赶下海的时候，也是这样想的，只要再苟且几年，就能再次回来当接收大员。
国民党反动派逃窜的时候，临走之前，往往不忘记用“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快爆发，美国一旦介入，我们还会回来”，威胁被他们欺压的平民百姓，给潜伏下来的特务打气。
事实上，许多普通人也确实有这样的疑虑。美国人会不会打过来？国民党会不会杀回来？如果他们杀回来，我们怎么办？国民党还乡团的残忍，是有目共睹的。至于特务和被剥夺了经济基础的地主、财主、官僚资本家、帮派分子，更是信心十足，坚信只要忍几年，回来国民党反动派回来，自己还是人上人。如果自己能做一些破坏、暗杀、刺探消息、带路的事情，甚至可能从此进入国民党反动派统治集团的更上层。
一个新政权建立之初，往往不能获得大多数人的信任。国民对新政权的未来充满疑虑，新政权经常遇到或明或暗的抵抗和各种拖延、推诿，很难做到令行禁止。
革命进程之中，立场坚定、冲锋在前，不怕牺牲的永远是少数。绝大多数人，都是犹豫的，他们加入革命的潮流，或多或少是历史大潮的裹挟。一旦革命进程发生挫折，革命前景由明朗转向黯淡，就会出现大量的逃兵甚至反水分子。
1949年9月21日，毛主席虽然说了这段话，但是当时相信这段话的人并不多。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毛主席的自信，而是将信将疑。
我们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结，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还在向前发展，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事后证明，事实也确实如此。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北京功德林的战犯得到消息，人心惶惶。有人觉得好日子要来了，有人心里暗中打鼓。据说，王耀武曾经问文强，蒋介石听了自己在新华广播电台发表的劝降声明之后，反应如何。文强说，实不相瞒，老爷子（蒋介石）当时就把收音机砸了……王耀武听了这话，惶惶不可终日。
绝大多数人很清楚，美国是大买办、大地主阶级的后台，从旧中国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有大量的既得权益。美国出于自身的利益，有维护甚至复辟大买办、大地主阶级政权的动力。推翻大买办、大地主阶级的统治后，如果不能挫败美国，那么并不能打消绝大多数人的疑虑，树立新政权的威信。
在经济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国家以本土的大买办、大地主阶级为代理人实行统治，获得巨大经济、政治利益。大买办、大地主阶级利用来自境外的支持，成为人上人，为境外提供廉价原材料，广借境外金融贷款，自己穷奢极侈；境外资本获得廉价原材和货币资本，发放贷款，倾销商品；本国企业受制于境外产品，本国资本外流，陷入债务陷阱，经济长期停滞，人民水深火热。
帝国主义国家和本国的大买办、大地主是利益共同体，是主仆关系。境外势力通过大买办、大地主榨取的本国利润，大买办、大地主镇压本国人民反抗，必然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大买办、大地主败下阵来以后，后台老板必然亲自上场。这就如同打败了多多利亚、萨博和基纽，就要打BOSS弗利萨，打不赢弗利萨就b不能胜利结束那美克星之战一样。
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以后，否定大买办、大地主阶级的统治，自然触及作为大买办、大地主阶级的后台的帝国主义国际的利益，必然面临干涉战争的风险。如果不能打退国外干涉力量，那么革命就不能算成功，新政权就不能巩固。
世界历史上，法国、苏俄、中国、古巴等国家建立新政权以后，都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外来干涉。与苏俄相比，中国的干涉战争是在境外打的，一方面减少了对本国境内的破坏，一方面利用了朝鲜多山的有利地形，使美国等帝国主义干涉势力的机械化优势不能完全发挥出来。
中国历史上，新政权被外来势力摧垮的例子屡见不鲜，大多数人不能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历史上的改朝换代的本质区别，对新政权的未来充满疑虑，是必然的。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全世界所有人都认清了形势。所有人都认识到，除非内部发生问题，否则在可以预期的未来，外来干涉无法威胁新中国政权，打消了绝大多数人的疑虑，大批潜伏下来的敌对分子如果没有被消灭的话，也失去了继续破坏和捣乱的勇气，只能夹起尾巴老老实实蛰伏起来。
试想，如果中国不出兵朝鲜，中美军队在鸭绿江对峙，或者朝鲜战争输了，志愿军没有把美军推回三八线，那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如果那样，新政权将难以建立权威，类似法国大革命，国内反动派将不断发起骚乱，国内将战乱不断，苏联不但不会提供中国急需的工业化的技术和资金，还会向东北扩张，中国将难以获得长足的发展。抛开大资产阶级的扩张性不谈，拿破仑从来没有取得对英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彻底打消英国组织反法同盟的念头，是法国战争不断，最终波旁王朝复辟的重要原因之一。
把朝鲜战争简单看成一场民族之战，明显忽视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回避了大买办、大地主对人民的压迫，掩饰了代表大买办、大地主阶级利益国民党南京政权的反动属性，低估了朝鲜战争中国人民求解放过程中的意义。
现在有一种思潮，把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割裂开来，认为前者是单纯的兄弟阋于墙的内战，朝鲜战争是杨国威于境外的外战，这种观点是不对的。
大买办、大地主和被压迫劳动者是兄弟，这是当年的反动统治者掩盖阶级矛盾的观点。劳动者当牛做马，大买办、大地主锦衣玉食，三妻四妾，兄弟之间有这样的吗？在大买办、大地主的眼里，劳动者连牛马都不如，他们起码知道自家牛马太累了，会生病，会死亡，有空就让“骡子、马啊，大牲口的都歇了”，骡子、马啊，大牲口累死了是自己的损失。他们对待劳动者如何呢？如果劳动者一天工作16个小时不会当场吐血，他们绝不会让劳动者工作15个小时。他们知道给大牲口盖马厩、牛棚，旧中国的劳动者相当一部分，连基本的住所都没有，只能住在芦席搭建的窝棚里。他们要考虑大牲口的繁衍，旧中国的劳动者的相当一部分，根本没有结婚、生育的权利，男人靠嫖娼满足性需求，女性为了谋生或者成为小妾，或者成为妓女。
不了解这段历史的读者，可以读读夏衍的《包身工》、老舍的《龙须沟》、安克强的《上海妓女》。
出兵朝鲜以前，曾经有过充分的讨论，许多领导人反对出兵。毛主席力排众议。这些反对出兵的领导人，大多是从纯军事的角度考虑问题。毛主席则是从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
朝鲜战争和解放战争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中国人民反抗境内外压迫，推翻三座大山的战争。如果把解放战争看做中国人民求解放建立新中国立国之战的上半场，那么朝鲜战争就是中国人民求解放建立新中国的立国之战的下半场。
下半场比上半场还难，因为上半场打的是代理人，下半场打的是BOSS，BOSS的力量显然远远强于代理人。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人民反抗压迫求解放的力量，也比上半场更强大了。
分析了朝鲜战争在中国人民求解放的斗争中的意义，我们再看看朝鲜战争挫败美国的原因。
中国人民一直是不好惹的，战斗到最后一人一弹并不罕见。比如，第一次鸦片战争，关天培镇守虎门，以身殉国，炮台全体将士，为国捐躯。比如，甲午战争，运输船高升号被日舰浪速号拦截，清军士兵宁死不降，用步枪还击舰炮。比如，甲午战争，致远舰在炮弹用尽的情况下，试图撞沉吉野舰。
这样俯首可拾的范例，却并不能改变1840-1949，中国在外战上屡战屡败的战绩。
我曾经分析过，战斗力最强的军队，是小农为经济基础的国家的军队或公有制国家的军队，士兵的利益和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高度重合，士兵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战。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经济利益不断集中，上层建筑不断改变，政策不断向少数人倾斜，由被统治阶级出身的士兵的利益与统治阶级的利益不断分化，士兵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兴趣自然不大——杨白劳显然没兴趣为黄世仁而赴汤蹈火，战不旋踵。
如果我们认为国家具有阶级属性，首要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的话，那么随着士兵的利益与国家利益不断剥离甚至分化对立，士兵被迫为他人利益而战，战胜未必有自己利益，战败自己首先承担损失，即使常年征战晚年侥幸退伍也很可能被迫半丐半匪，士兵的战斗意志必然不断下降，军队整体战斗力自然不断下降。
决定人站立的，意志胜过体力。决定军队继续战斗的，意志胜过物质。另一方面，决定意志的，说到底，还是物质。
如果我们承认大多数人能正确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不愿意为他人的利益冒生命危险的话，就不能否认，士兵的战斗意志取决于他们个人的物质利益与武装力量维护的经济基础的物质利益的重合度有多高。
人都懂得趋利避害，对死亡都有天然的恐惧。让一个人舍弃生死，仅仅靠说教和欺骗是没有用的。
要战士赴汤蹈火毫不犹豫，肝脑涂地毫不退缩，需要战争的结果要和战士本人的利益密切相关。战士与他们为之战斗的利益集团的利益紧密结合，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战士们自然拼命。反之，自然袖手旁观。
旧中国的军队是封建、半封建的军队，主帅是为统治者而战，他们自身就是统治阶级的一员。他们很清楚，民众受异族的奴役自然是悲惨的，被本国统治者统治一样也是悲惨的。他们如果真的同情广大的牛马一样的民众，想救民众于水火，他们自然应该投身推翻本民族统治者的斗争之中。现实之中，除了参加南昌起义以来等屡次起义的将领，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显然不是这样的。旧中国的军队的士兵往往是重金募集的流氓无产者，或是抓来的壮丁。他们并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或是为军饷而战，或是被残酷的军法押上前线。他们没有当逃兵的原因，或者是因为拖欠军饷被统治者用军饷羁縻，或者是被严酷的军法层层监督。
这样军队的战斗力很大程度上源于主帅的意志。如果主帅意志坚定，深受皇恩浩荡的熏陶，信奉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决定战死疆场，那么士卒们或者在主帅的感染之下，或者在层层监督严酷的军法之下，往往能战斗到最后。如果主帅比较现实，态度暧昧，那么士兵们或者改旗易帜，或者临阵溃逃，或者一哄而散。
1840年-1949年，中国人反抗外来侵略，不缺反抗精神，中国人缺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经济基础和相应的上层建筑！
这样的经济基础要代表全国所有人的利益，能把全国的资源集中起来，为全国人统筹分配。在这样的国家，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蝇营狗苟者被社会孤立，损人利己者死路一条，卖国求荣者死无葬身之地。毫无疑问，这种上层建筑必然也只能是公有制的上层建筑。
旧中国显然没有这样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旧中国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决定在这样的国家，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负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蝇营狗苟者左右逢源，损人利己者风生水起，卖国求荣者飞黄腾达——如果卖得好，就能成为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溥仪那样的国家傀儡领导人。
政治理论分析：为什么中国的社会动员能力远远强于其他国家？——从国共两党的差异看组织动员能力
鲁迅先生的《藤野先生》，有下面的内容：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鲁迅先生显然被国人的麻木严重刺激了。鲁迅的小说中，有相当一批人，都是他笔下的看客。
对统治阶级来说，被统治阶级是战利品。战利品自然有战利品的觉悟。两条狗争骨头，骨头有必要参与战斗吗？两个游牧部落争斗，牛马有必要参与战斗吗？
极少数人控制绝大多数财产的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与垄断本国财富的的统治阶级利益不但是分化的，甚至是对立的，那么绝大多数人是没有兴趣为他人的利益拼命的。
曾经有日本特务分析过，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无论是哪家军阀统治，老百姓都无所谓，因为区别只有哪个军阀盘剥跟残酷而已。韩国电影《寄生虫》之中，导演借助男主角的嘴，也说过类似的话。——无产阶级无祖国，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并不代表一无所有的工人的利益，要他们为这样的国家拼命确实有点强人所难。
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他们感受不到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相关性：东北究竟是满清说了算，沙俄老毛子说了算，日本鬼子说了算，还是张大帅说了算，对他们来说，没有本质区别——他们一样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长年累月当牛做马。谁当权，他们都是当牛做马，前途暗淡。这样的情况下，究竟东北属于谁，对他们毫无意义，给俄国人做间谍，可以挣钱，也许能改善生活，看枪毙人挺新鲜，可以凑个热闹。除此以外，他们自然不感兴趣，或者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他们很麻木。
鲁迅先生批评国人麻木，一方面是因为他作为留学生，在日本求学，深刻感受到自己作为中国人受到的歧视，一方是因为他出身社会中上层，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设身处地，从被统治者的角度考虑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前，历次革命，如果不是很快堕落成统治者之间争权夺利的话，就是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关系不大。正因为如此，这些革命也很难动员底层劳动者参与。
对主帅来说，也是一样。
由于全部资源私有、境外势力拥有大量的资源，缺乏一个代表集体利益的能够为了集体利益统筹协调全部资源的权威，所以，谁为民族、团体利益奋不顾身，谁吃亏。
爱国将领在对外战争中英勇作战壮烈牺牲，并不能改变全局，只能被淘汰出局。相反，如果在对外作战中保存实力，与境外势力眉来眼去，获得境外提供的军火和贷款，就能在内战中占上风，称霸一方。比较现实的主帅会如何选择，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种情况下，个别军队官兵英勇作战，全军覆没的例子，并不能改变整体的战局，挽救全民族绝大多数人，一步步走向深渊的命运。
新中国的建立，推翻了大买办、大地主的压迫，剥夺了他们控制的生产资料，全国统筹资源，共产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大公无私，在国内实现社会平等，在战场上实现赏罚分明。
新中国的利益和每一个普通劳动者，每一个刚刚解放出来的被压迫者的利益紧密结合，高度重合：
农民不再被地主榨干，工人不再被资本家榨干，民族资产阶级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农村的乡贤被打倒，城市的帮派头子被镇压，底层男子获得结婚的机会，妓女获得从良的机会，晚辈不再被血缘疏远的族长操纵命运，孤儿、残疾人、孤寡老人获得赡养，妇女参加工作有了经济来源不再低三下四三从四德……
那时，如果有人明目张胆地说，老子搞复辟，要回来当人上人，老子要还乡，拿了我的要还回来，吃了我的要吐出来，通敌要砍头，逆产要没收，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换种，还乡团要让穷鬼懂规矩，乱匪要火烧、活埋，不受妇道的娘们要沉潭……
全国刚刚被解放的受压迫的人民都相信，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决无妥协的余地，或者是推翻这些敌人，或者是被这些敌人所屠杀和压迫，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只要美国人在朝鲜占了上风，有帝国主义势力撑腰，还乡团杀回来的风险，就不是杞人忧天。
可想而知，那些刚刚被解放出来的人，如果有枪，有组织，他们会怎么反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教他做人！
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谁要让我们重新成为奴隶，我们就和他拼到底——这就是当年的中国人战无不胜的根本原因！
所谓，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遇当年之志愿军！
经过朝鲜战争，全国被压迫者看到了自己在新政权领导下，爆发出来的惊人的力量。美国不得不重新估计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具备的战争潜力，使用封锁、孤立政策，替代直接的军事冲突。没有美国人的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计划，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美梦。
至此，所有人都看清了形势和力量对比，在帝国主义力量支持下，使用武力，公开复辟大买办、大地主的统治，挑战被解放的人民的力量，已无可能。国内外的反动派意识到，要复辟，来硬的不行，只能来软的，只能偷偷摸摸地来。为此，杜勒斯提出了和平演变的战略，并在苏联取得了成功。这是毛主席晚年担心的事情，这个话题，不展开讲。
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不是政党更迭，不是一群统治者替代另一群统治者，而是被奴役的中国人民求解放的战争下半场！
这场战争巩固了人人平等替代阶级压迫的新中国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