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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囚禁详考（2）
1946年年底蒋介石巡视台湾，既有将台湾建设成净土一般的基地的设想。
发生在1951年11月的毛邦初案件，是毛人凤与蒋经国分歧激化的标志。
当时，在败退台湾初期，台湾接连发生的涉及军政高层的陈仪案、吴石案等，使得败逃台湾的国党军政高层一时间风声鹤唳，惊疑不安。
因此，台湾防务在军事亟待加强之时，必然更为重视特工、情报工作。
彼时，毛人凤的保密局、彭孟缉台湾情报工作处，以及蒋经国的国防部政治总局、政治行动委员会，都是深为蒋介石倚重的特工、情报单位。
三人之中，彭孟缉本属蒋经国一系，而毛人凤与蒋经国矛盾激化已成水火之势。
就此，蒋介石鉴于陈诚、吴国桢、蒋经国、郑介民、唐纵、彭孟缉等人多次提出的整合、统一台湾特工情报机构的建议，自然就将保密局与内调局等特工机构的整合改组工作提上了日程。
要整合统一五花八门的特工情报机构，必然就要明确让谁出头担任统一领导。
蒋介石必然要在毛人凤和蒋经国之间作出选择。
当然，在蒋介石选择之外，毛人凤与蒋经国之间的博弈同样关键。
就现代特工、谍报事业或者产业、体制、技术而言，苏联无疑是特工谍报高度发达的超级大国。
也许是蒋经国多年旅居苏联，耳濡目染，谙熟苏联政治和特工体制的原因，此后，在蒋经国与毛人凤的博弈中，蒋经国总是能够以精奇、新颖套路反击，使得谙熟传统特工与情报的毛人凤处处被动。
二人博弈之中，叶翔之即为蒋经国的一张王牌。
叶翔之早年为军统少壮精英，颇得戴笠重用，与毛人凤颇有私谊，在抗战结束不久，即升任保密局行动二处处长。
保密局在台湾重组挂牌，叶翔之继续就任二处处长负责行动之外，还就任大陆工作处副处长和国党中央第二组副主任秘书，经常在蒋介石、蒋经国身边办事。
相比靠着写自传闻名街坊当上所谓军统的四大金刚、三大剑客的沈醉而言，叶翔之外貌斯文，不声不响，却是与陈恭澍等人比肩的军统、保密局的王牌特工。
叶翔之与沈醉相比，年龄相当，都是少将。但是，两人晋级路线显然区别甚大。
沈醉在军统发迹少有业务记载，多有凭借裙带之嫌，当的也是鞍前马后负责吃吃喝喝的总务处少将处长。
而叶翔之则不然，他由日本明治大学毕业，文人出生，天生特工，文武双全，为军统、保密局多次对外行动的利刃，是真刀真枪拼出来的少将。
败逃台湾前夜，1949年9月，叶翔之在环境极为复杂的香港，主持刺杀了预备回到北京参加十一大典的著名将领杨杰，名噪亚洲特工界一时。
不过，叶翔之能干之余，也有好色贪财软肋。
蒋经国与毛人凤。
当时，叶翔之在办案之际以通匪罪名，明火执仗打劫了台北民间几位富豪，掠得金条百余根。发财之余，叶翔之分赃不均，激起属下向毛人凤告密。
保密局沿袭军统传统，对这类打掠民间的犯罪惩罚极为严酷。
得到密报，毛人凤既憎恨叶翔之投奔蒋经国，遇到机会，当然紧握不放。
叶翔之心虚求助蒋经国，公然搬进了“情报工作委员会”办公，不再前往保密局，使得二人的矛盾为此公开、激化。
毛人凤索性将叶翔之贪墨与蒋经国庇护叶翔之经过，全盘报呈了蒋介石。
显然，毛人凤希望沿袭毛邦初案件套路，既以整肃保密局纪律而处置心生二意的叶翔之，同时，又以识人不明，庇护犯罪为由，敲山震虎警告蒋经国。
然而，毛人凤这次呈报案件，既没有得到蒋介石采信，没有起到毛邦初案的效果，反而将叶翔之彻底推向蒋经国阵营。
此后，叶翔之既追随蒋经国参与对保密局、内调局等特工机构的改组工作，同时，作为保密局副局长和二处处长，叶翔之更成为钉在毛人凤身边的一颗钉子。
当时，陈诚部属包围台湾演习中，启用国防部技术总队队长杜长城、副总队长胡凌影等人负责设计、部属能够在海面沉浮的多种水雷、诡雷。
杜长城、胡凌影曾经在1947年6月随陈明仁守四平作战。
当时，两人在战场大量、密集部署地雷、炸药组成防线，襄助兵力弱势的陈明仁部守住了四平，因而立功出名。
1949年春夏，保密局计划在国军败退台湾之前，对重庆、成都等大西南重要城市的若干主要目标进行爆炸破坏。
于是，杜长城、胡凌影二人作为爆炸技术专家，被保密局选定为爆破队队长人选，被安排前往成都、重庆等地，选人组队，进行爆破。
然而，等到1949年11月20日，李宗仁借名就医专机飞往香港，转身再飞美国之后，国党军政瞬间散乱……很快，保密局头号工作即由原定的爆炸破坏，转为大面积潜伏和对各地控制的人、财、物等资源向台湾的撤退。
匆忙之下，领取了国防部大量爆炸物资和经费的杜长城、胡凌影等人无法按计划实施爆破，走投无路之际，幸而被毛人凤派人专门接到了台湾。
此后，毛人凤将二人举荐为国防部技术总队的队长、副队长。
经此交情，杜长城、胡凌影自然对毛人凤感激有加，三天两头请示汇报之外，逢年过节更是拜访送礼……显然，两人都算是毛人凤的嫡系手下。
然而，两人不甘在台湾生活清苦，便在演习之时，虚造预算，在黑市变卖军需，套取黄金，最终事发……乱拳皮鞭配套的人一番审查之下，蒋经国、叶翔之等人如愿以偿将两人贪墨案件挂钩了与毛人凤的政斗。
杜长城、胡凌影案件报送蒋介石处，其虚造预算贪污军需走私黄金等犯罪已经退为其次。
相传，蒋介石看到的杜长城、胡凌影案件卷宗，其核心犯罪即为杜长城、胡凌影等人不满蒋经国整合改组台湾特工情报机构，受毛人凤纵容，为掩饰贪腐分化最新，欲图绑架蒋经国，迫使蒋经国停止对保密局等情报机构的觊觎。
显然，这本该是一目了然就可以看出的毫无逻辑的犯罪。
然而，蒋介石一怒之下，还是做了一律枪毙的批示。
杜长城、胡凌影案等相关人员顷刻死于非命。
杜长城、胡凌影案在并没有追究毛人凤的情况下快速结案，无意之间，即将毛人凤纵容杜长城、胡凌影等人欲图绑架蒋经国的故事，做成了铁案。
毛人凤为人本来讲究中庸，常以“认真不得，生气不得，马虎不得”自勉，曾经被戴笠取笑菩萨心肠，做不成大事。他在执掌保密局数年之间，稳重守业之外，确实不具戴笠办事气魄。
因而，他在闻讯杜长城、胡凌影案牵连自己，惊悸之余，只得四方申辩喊冤，最终低头服人。
然而，保密局由复兴社特务处而军统局发展而来，根底盘根错节，纵算毛人凤低头，其他如毛森等老牌特工自然也想挽回局面。
相传，策划“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保密局特工之一谷正文。
于是，台湾特工情报协同整合、改组的乱局之下，1955年4月，终于爆出了震惊国际社会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当时，周总、陈毅拟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闻讯之后，保密局即有相关特工火速制订了暗杀计划。
4月11日，印度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执行包机任务，从印度经香港，飞往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当时，中国代表团部分成员即在香港搭乘了这架飞机。
然而，就在飞机在香港启德机场停留期间，保密局特工谷正文、赵斌丞、陈鸿举等人精心策划，收买并指挥机场清洁工周驹，寻机在机翼油箱放置了定时炸弹。
此后，飞机在近印尼海岸北婆罗洲沙捞越上空时发生爆炸，机上除3名机员侥幸生还，其余11名乘客及5名机组人员当时罹难。
消息传遍全球，舆论为此哗然。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调查公布的爆炸所用的美国特种炸药，以及清洁工周驹事后逃亡台湾，都将作案凶手锁定为台湾特工单位。
如此一来，台湾政界、台湾特务机关更是成为世界舆论之众矢之的。
然而，如是以常态观察，要以如此低端、蹩脚手段，甘冒天下骂名来以恐怖袭击解决台海两岸问题，可能绝非台湾高层，或者保密局高层胆敢决策的。
因此，现在回望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更像是台湾特工情报体系在整合、改组之际的一次误打误撞发生错乱行动。
此后，已经心灰意冷、重病缠身的毛人凤却极为蹊跷地晋升了中将，成为军统、保密局史上第一位现职中将局长。
外人看时，自然不得不产生毛人凤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关联的想象。
联想终究是联想，不过，要以保密局的地位、能力，终究不能抵挡天下唾骂的风头。因而，冷静去看，在某个程度上，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确实是助力了蒋经国对保密局的改组。
事实上，正是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之后不久，蒋经国开始加大对保密局进行人事改组动作，并且雷厉风行地分割了保密局的行动与情报的职责。
与此同时，台湾特工情报系统三驾马车之一彭孟缉，则在1954年7月，就任了国军参谋本部副参谋总长，将情治权力全部移交了蒋经国执掌。
就此，几番博弈之后，保密局、内调局双双低头。
蒋经国整合、改组台湾情报机构已成定局。
大约自1954年夏秋开始，蒋经国、郑介民等人轻松愉快地主导推行了台湾特工情报系统的全面改组。
这次改组，保密局的特工与情报职责被实际上分割、移除。
其中，保密局的情报部分与内调局等其他情报特工机构搭配，改组为高仿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国防部情报局，由毛人凤为首任局长。
情报局既无特工、保安等行动职责，权力大为削减。
1956年10月14日，毛人凤因病去世，时年58岁。被追赠民国二级陆军上将。
而保密局被剥离出来的特工与行动部分，再被一分为二，即保密局与内调局混编的，组建了高仿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司法行政部调查局。
以及以保密局第二处核心，与台湾其他情报机构行动部门改组的国家安全局。
已经站到蒋经国山头上的原陈立夫门徒，内调局老大季源溥执掌司法行政部调查局。
本身就在为蒋经国整合、改组台湾情报系统的郑介民，则就任国家安全局局长。
当时，郑介民衰弱多病，其实不过幕后划策，前台挂名而已。
1959年12月11日，郑介民因心脏病去世。时年62岁，被追赠民国陆军一级上将。
1953年，郑介民在指挥室。
言归正传。
在整合、改组保密局、内调局等台湾各派特工情报机构的同时，蒋经国还致力建成一个台湾的特工情报总指挥部。
为此，蒋经国将原本控制全台湾情报系统人事情报的“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被撤掉，另外成立了领导台湾所有特工、情报机构、单位的，体系、全面、强力的国防安全会议。
蒋经国由“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主任”转而上任“国防安全会议副秘书长”。
国防安全会议主席不过由蒋介石、陈诚等人挂名，秘书长则由郑介民等人挂名。
如此可见，实则蒋经国副秘书长才是国防安全会议及其直辖的国家安全局的实际掌门人。
至此，蒋经国终于完成了对所有撤退台湾的大陆时期特工情报机构的全部整合、改组，在人、财、物及体制上的整合、改组，完成了对台湾整个特工情报体系的高度掌控。
同时，根据党政军不同体系的分划，其余台湾的宪兵部队、大陆工作会、海外工作会、驻外武官处等特工、情报机构，则分别归属国防部总政治部及国家安全会议督导，指挥。
就此，蒋经国真正成为了台湾内外超过8万人的特工、情报人员的总老大。
——经过整合改组，台湾特工情报部门和人员反而得到极大的扩展，形成“台湾虽小，特务最多”的现象，被当时世界舆论台湾可能是世界上间谍比例最高的地区。
有了强大的特工、情报系统保障，按照蒋介石“保密防谍”训示自1949年5月开始实行的台湾“非常戒严”。
就此，台湾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白色恐怖” 的戒严时代。
这一期间，台湾但凡涉及“匪谍”等罪名的政治案件，即由国防安全会议、国防部政治总部及其下辖、督导的安全局、调查局、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等单位予以起诉审判。
败退台湾的蒋介石、宋美龄和蒋经国。
台湾戒严时代，实为台湾一段极为苦涩的历史。
这类审判大多秘密进行，轻者判三年感训监禁，或者判数年徒刑，甚至于十年以上至无期、死刑等等重刑，无非国防安全会议、国防部政治总部的一纸命令。
在绝对的国家权力威压之下，即便连孙立人和吴国桢等台湾军政高层也无法得以幸免，其余遭到政治迫害的民众，相传达到四十分之一之数。
现在回望历史，不难发现，1970年4月24日发生在美国的刺杀蒋经国一案，实则就是台湾民众对蒋氏父子严酷高压台湾的一次强力反弹。
台湾戒严延续到1991年台湾方面废除惩治叛乱条例为止。
台湾戒严史，其实也是台湾难以启齿的一段苦涩历史。
熬夜渐深，就此搁笔，感谢朋友隔网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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