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不从习俗的。我们家的男孩不像其它的孩子们梳辫子,而是留着一种僮仆式的短发;我的姊姊常为我们编一种便帽,是厦门对面鼓浪屿街上法国水手们所戴的那一种。我的父亲是一个十分好动的人,月亮明朗的夏天晚上,他有时会凭一时的冲动,走到河岸近着桥头的地方传道,他知道那些农夫会聚集在那里,坐在夏日的微风中赏月。我的母亲告诉我他有一次差不多因肺炎死去,因为在收割月满后他外出传道时流了很多汗,而回家时没有擦干。他常常建筑教堂,被派到同安传道时在那儿曾建过一所。当我十岁或十一岁的时候,我看见他建筑在坡仔的新教堂。教堂是用太阳晒干的泥砖造成,上面盖瓦,表面涂上石灰。当屋顶的重量渐渐把四周的墙挤开的时候,来了一场大骚动。住在六十英里以外的小溪的华纳斯(A. L. Warnshuis)牧师,听到这种情形,从美国定购了一些钢条来。这些钢条用一口大钉联合在中间,那口大钉可以把那些钢条旋转到所需要的适当长度。它们连接在支持屋顶的木条之上,当螺旋钉扭紧时,那些钢条把木条牵扯在一起,而人可以清楚看见教堂的屋顶被提高了几英寸。这是伟大而值得纪念的一瞬。
我最先和西方接触是在一对传教士的访问中住在牧师住宅的时候,他们留下一个沙丁鱼罐及衬衣的一粒领钮,中间有一颗闪亮的镀金珠。我常常觉得它很奇怪,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他们走了之后,房子的四壁仍充满了牛油味,我的姊姊逼着要把窗子打开,让风把它吹走。我和书本上英文的首次接触,是由于一本不知是谁丢在我家的美国的妇女杂志,可能是“Ladies Home Journal”(妇女家庭杂志)。我母亲常把它放在她的针线盒里,用这本杂志的光滑画页来夹住那些绣花线。我相信没有一本美国的杂志能用得这么长久。在建筑教堂的时候,华纳斯牧师也曾寄给我们一组西方木匠用的工具,其中包括一个旋转机,我对它们十分惊奇,觉得它们做得非常之好。
辜鸿铭曾任张之洞的“通译员”。(张之洞是十九世纪末叶,主张维新的伟大满洲官吏之一,是使长江一带不受拳匪扰乱的一个重要角色。)我曾见辜鸿铭,留着薄薄的头发,在中央公园独自散步。有人会以为他是一个走霉运的太监,或者根本没有住意到他。多么孤独骄傲的心啊!虽然如此,但我觉得不配去接近这位精通马太·安诺德、罗斯金、埃默森、歌德及席勒的专家。尽管当陈友仁(后来在一九二八年担任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和辜鸿铭一九一五年在北京新闻(一份陈所编的英文日报)大开笔战的时候,我在圣约翰大学里对他颇为仰慕,辜仍是一个众所共认的保皇党及失去的骄傲的支持者,而陈却是一个革命党。二者都精于谩骂,而且无懈可击地精通英文。陈称辜是江湖术士及抄经文士,而辜却称陈是走狗和一知半解的印度绅士(一个失去国籍,半英国化的印度人),因为陈生于千里达岛,说中国话像个外国人。当我在德国读书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刚要结束,我发现辜鸿铭在德国的某些圈子里很有名气。他那本小书“Veteidi-gung Chinas gegen Europa”(如果我记得清楚,有一个德国人将他这本书译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在文化界知者甚多。这本书写于一九一五年,大战爆发后不久,虽然他用很不含糊的话来谴责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但他把大战首先归咎于卑劣的英国帝国主义及伦敦的暴民崇拜。他说了一些同情德国人的话,说他们“热爱公义”,整洁而有秩序,有“道德性格”。他精通歌德及席勒,而且是大腓特烈及俾斯麦王子的伟大仰慕者,所以虽然他在美国是完全籍籍无名,他的话德国人很喜欢听。
辜鸿铭是一块硬肉,非软弱的胃所能消受。对于西方人,他的作品尤其像是充满硬毛的豪猪。但他有深度及卓识,这使人宽恕他许多过失,因为真正有卓识的人是很少的。他不小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它不只是忠实的翻译它,而是一种创作性的翻译,一种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哲学了解的突然注入。他事实上扮演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的电镀匠。他的“孔子的言论”,饰以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他的儒家书籍的翻译,好在他对原作的深切了解。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那些外国的汉学家译得很糟,中国人自己却忽略了这件事。把中文翻成英文是困难的。观念不同,思想的方式不同,而更糟的,是中文文法的关系只用句子的构造来表示,没有字尾变化,且没有常用的连接词及冠词,有时更没有主词。因此中国哲学的“源头”,直到今天,仍被覆盖在似雾的黄昏中。结果使剑桥大学前任中文教授赫伯特·吉利斯得以说孔子可能只是一个好吹牛、平凡、陈腐的三家村老学究。在哲学观念上翻译的陷阱是很大的。仁的真意(benevolence? mercy? humanity? mandood?),义的真意(justice? right? righteousness?),礼的真意(ritualism? courtesy? goodform? social order?),甚至还未被人了解。
谈到这里大家请宽恕我介绍一段经过翻译的迂回累赘的话。它是采自詹姆士·来兹的儒家经典的译本,已被编入为麦克思·缪勒所编辑的“远东的圣书”中。来兹作了一次对文字的盲目崇拜,一种真正的外国往古气氛,比意义更是显明忠实的标志。孟子所说的在中文刚好是十二个字,当军队列阵拿着利矛坚盾攻袭敌人城堡的时候,“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The weather less important than the terrain, and the terrain less important than the army morale.)如果有人宁愿逐字直译,那就可把它译为“Sky-times not so good as ground-situation; ground-situation not so good as human harmony.”。对于任何中国孩子“sky-times”是指天气而不能作别解:“ground-situation”是指地势而“human harmony”是指士气。但按照来兹所译,则孟子是说“Opportunities of time (vouchsafed by) Heaven are not equal to advantages of situation (afforded by) the Earth, and advantages of situation (afforded by) the Earth are not equal to (the union arising from) the accord of Men.”(天所惠赐的时间上的机会不如地所提供的形势上的好处;而地所提供的形势上的好处不如人的团结一致。)辜鸿铭的翻译却永远站得住,因为它们来自对两种文字的精通,以及对于它们较深奥意义的了解,是意义与表达方法二者愉快的配合。辜鸿铭的翻译是真正的天启。
谈到冯友兰教授所羞于接触的庄子外篇,在全部“外篇”中只有一处可能是抄录者弄错的年代。(在庄子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是发生于九代以前,但在本文重抄的时候,却写成十二代以前。)但即使文字被窜改,也不能据以把所有各章都视为伪作来抛弃。有什么人会写下像“秋水”及“马蹄”这样著名的论文呢?甚至没有人曾提供过一点意见。提出一种新奇理论,而用脚注及参考数据来炫耀它,对于一个青年学生是很容易的,且具有足够的诱惑性。我曾见过一部专心从事于证明庄于的“外篇”是伪造的书就是这一类的作品。他怎样证明它呢?不是用语言学的证据,也不是用风格或内容的不符的证据,更不是用外在的证据。这个人以承认庄子最初七章为稳固的根据地而由此出发,凡遇见一句在最初七章找不到的句子,便立刻认作伪造的证据;如果庄子在前七章只说过“无为”,但在一篇“外篇”中用了一句基本的道家句子“无为而无不为”,便被指为“不是庄子”的证据。换句话说,所谓证据不是任何观念的矛盾,倒不如说任何补充的东西,都是伪造的证据,总之就是在前七章所未说过的话,都不能承认为出自庄子的亲笔。又换句话说,叔本华只可能写过“世界等于意志及观念”,不可能写过“Parerga et Paralipo-mena”(论文集),因为在其中所说的事情没有在他的主要作品中说过!这样幼稚的论据,显然不能被接受在大学三年级学生的习作中。
老子的书人所共知的是《道德经》。那第二个字,“德”,字面的解释是善行,但它是指当道表现在物质世界时在其中运行的道的原理。阿瑟?华理把这《道德经》的书名翻译为“The Way and Its Power”(道及它的力量),对于那个“德”字翻译得很正确。原来意义是善行的“德”字可能含有药草“药性”的古代意义。对于这两个字的意义最清楚的指示可能在下面这段经文:
这种发展的结果,在哲学方面与起了天台宗,我可称它为历史学派。它想调解大乘和小乘的不同解释,认为都是表达佛教的同一真理。华严宗有一大堆圣诗及祷文,但这些东西在其把一切东西及本性并入于太初“一”的基本教义上,清楚显示出老子及庄子的影响。最重要的是,禅宗的原则可以直接溯源于庄子,而本质上是中国精神的产品,特别是庄子的幽默和对逻辑的否定,在佛教哲学之下发生作用。在民间方面,有一个上文已经谈及的净土宗,民间十分需要它。民间的想象力特别被一位男菩萨观世音所抓住。这位菩萨为人生的苦难所感,自愿不进入涅桨的幸福,回到人间直至把众生救尽为止。他然后变形为一个女神观音(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女神),成为中国最流行的女神。(比较亨利?亚当在“Mont-Saint-Michel and Chartres”一书中,十一至十三世纪同样的崇拜在欧洲发展的研究。)自此之后,观音对群众想象力的把握,因为她的慈悲,成为无可抗御。我们必须提及念魔咒及作近乎降神术表演的真言宗。它在西藏及青海(班禅及达赖)有坚固的立足点,不能予以轻视,因为它是一个活的势力,有保持完整的修道院教育与训练——一般来说比中国其它部分的流行佛教保存得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