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对北京的接触政策已被八任美国连续总统所采纳，并在此过程中取得了一些进展，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连续性记录。这种方法诞生于1972年，当时热心的反共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出发去北京提出改变游戏规则的提议：美中两国应通过结盟反对苏联。正如尼克松向中国总理周恩来宣布的那样。周恩来的前任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拒绝动摇：“如果我们两国人民是敌人，我们共同拥有的这个世界的未来确实是黑暗的。 ”他继续坚持认为，两国拥有超越两国分歧的“共同利益”，并且“尽管我们无法弥合我们之间的鸿沟，但我们可以尝试弥合这一鸿沟，以便我们能够进行对话。”他大胆地结束了：“世界注视着……看我们将做什么。”

世界再次注视着，但大多数人期望的结果截然不同。 在政治和冠状病毒全球传播的影响下，曾经似乎越来越靠近的两个大国现在正在彼此撕裂。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僵化意识形态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民族主义共同推动下，脱钩活动已经在进行。 但是，随着每个国家都试图将冠状病毒危机归咎于另一个国家，随着世界对供应链及其脆弱性的意识日益明显，并且随着全球秩序的变化，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在特朗普上台之前，世界通过扩大与中国的合作，在华盛顿的领导下，尤其是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的几年，当时邓小平将自己的国家奉献给“改革开放”的大胆新议程。 参与的拥护者希望这项新政策能够促使中国使其与现有的基于自由民主规则的世界秩序保持一致，以便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也将越来越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人对民主的诱人力量深信不疑，认为民主不可抗拒，期望中国走向更大的开放，自由和公正，美国人倾向于将这种融合的前景视为不可避免的。 毕竟，如果中国想充分参与全球市场，那就别无选择，只能遵守现有规则。在冷战结束后，这意味着美国的规则。 可以肯定的是，更大融合的可能性似乎已经出现，甚至有人在谈论所谓的“ Chimerica”或形成“两极”。 这些对未来的争执较少的承诺使中国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与民主世界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差异被轻描淡写。 与中国接触的支持者强调了在其推定的经济改革带来的滋补作用下的未来发展，并警告说，更严格的美国政策只会损害中国的改革者。

关于美中合作的话题开始形成了惊人的共识，这一共识超越了美国内部的意识形态界限。 1979年，被称为美国首位“人权总统”的吉米·卡特总统无视中国对多种权利的侵犯，不仅欢迎邓小平进入白宫，而且大张旗鼓地恢复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1989年，乔治·H.W。总统 天安门广场惨案发生后，老布什弯腰曲桼以维护友好关系，他两次派遣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史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到北京恳求邓，不要让来之不易的美中关系陷入困境。

1991年，苏联解体，engage需要另一个理由，比尔·克林顿总统疾驰而至。 在发誓不要“ 屈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暴君”，并责骂他的前任“与在天安门广场谋杀自由者“一切照常之后，他最终拥抱了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游说以扩大“最惠国” 地位提升到北京，甚至有助于将其引入世界贸易组织。 克林顿是第一位将这项新政策命名为“全面参与”的美国总统。 他的希望是，一旦中国掌握了资本主义的力量，民主就会随之而来。

奥巴马总统继续履行这一诺言，通过让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向北京保证，他的政府不允许诸如人权之类的敏感问题干涉气候变化和经济危机方面的合作，为两国关系注入新的活力。

美国公司和消费者都从这些政策中获利，尽管被迫妥协一些民主原则并容忍贸易赤字增加。 但是中国获得了最大的好处：在美国最有利于北京的时候，参与使美国成为对手。 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摆脱了革命的茧，发展了脆弱的经济，铺设了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并成为全球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一个避难的环境中，中国摆脱了与另一个大国甚至是严重敌对的战争威胁，中国不仅生存了，而且繁荣了。

然而，随着习近平2012年上台，这种至关重要的双边关系的化学性质开始发生变化。

习近平以更善良的“中国梦”和“中国复兴”代替了前任的“和平崛起”口号。这些想法为在国内外建立一个更加自信和有影响力的中国政府树立了宏伟的愿景。但是习近平在外交政策上的坚定主张和不断扩大的国内威权主义很快开始疏远美国以及许多其他较小的贸易伙伴，这些伙伴发现自己陷入了越来越不平等的，有时甚至是虐待性的，他们无法摆脱的关系。

习近平雄心勃勃的新愿景是建立一个更具侵略性和较少悔改的中国，这产生了一系列鲁莽的政策：他占领了南中国海，然后将其军事化；无偿侵蚀了香港1997年应许的高度自治，使一代香港人反对北京。与日本长期以来在东海管理的钓鱼岛/尖阁诸岛的对抗。对台湾动不动就乱扔军刀，以至于疏远了曾经可靠的亲北京国民党。基本上把新疆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拘留营。

结果不仅是与华盛顿的外交关系更加紧张，一场贸易战，以及两个大国经济要素的脱钩，而且跨国公民社会合作的格局也面临着危险的冲突，甚至破坏了文化交流。 总而言之，习近平为华盛顿提供了重新审视其曾经宽容立场所需的全部弹药。 结果是，在美国政治中最令人意外的联盟之一的支持下，官员的态度变得更加不适应：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组成的统一战线，他们之间几乎没有其他共识。 没有中国政治改革的推动因素，仍然很难想象中美融合在美国很快会重新获得信誉。 而用分歧代替收敛，参与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习近平执行政策时的逻辑是什么呢？ 是什么让他在不需要时如此疏远美国？ 当然，有很多具体的理论依据，但习近平从来没有阐明过一个笼统的解释，它说明了中国的实际国家自身利益。 最合理的也许是最简单的：在以民族自豪感引起的人们中，肌肉民族主义和明显的权力投射常常在家里发挥作用。

但是，这种放纵是一种奢侈，在危机时期最终可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意外到来就在这一刻。 习近平最初没有能力处理危机，这既破坏了他个人无敌的气氛，也削弱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最重要的源泉，即经济增长。 今年一月至二月期间，中国的最初数据显示消费量同比下降了20.5％，制造业同比下降了13.5％。 即使该国挣扎着站稳脚跟，世界其他地区的市场也正在陷入停滞。

然后，有关与中国供应链脱钩的辩论如火如荼地展开，冠状病毒也抬起了头。随着航空公司取消航班，展览会被推迟，旅游业陷入瘫痪，投资流量枯竭，进出口骤减，高科技交易所被截断，辩论逐渐狂热， 随着美国和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脱钩，这种肺炎大爆发更为
川普总统等鹰派提供了制裁中国的口实和可能。

然而，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希望获得某种形式的全球化，但也许中国所起的主导作用远不如美国。现在，美国企业已对旧式的参与方式表示怀疑，该政策失去了最后的推动力。甚至在冠状病毒危机爆发之前，公司就已经更加意识到贸易战将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风险，正在使制造业从中国向越南等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多样化。病毒大流行只会加速这一进程。

此后，由于旧的接触和可能性被切断，美国的军队，教堂，媒体，智囊团，公民社会甚至学术界都突然缺乏参与倡导者。美中关系发现自己漂浮在一个没有重力的环境中，在这个环境中，习近平和特朗普都因为对病毒挑战的处理不当而努力想站稳脚跟。

可以肯定的是，正如最近有关新病例的统计数字表明的那样，如果该病毒暂时存在于中国，习近平可能会在本国获胜。而且，如果美国在特朗普领导下控制疫情的努力继续陷入困境，那只会增加习近平的光彩。但是习近平仍然遭受了重大的声誉损害，特别是因为压制中国医务人员发出的警报而遭到批评，这些警报可能阻止了该病毒的传播。从特朗普到国务卿迈克·庞培的美国领导人决心将其命名为“中国病毒”，将责任归咎于他们所说的事情，并分散自己的失败，这也无济于事。

然而，无论输赢，大流行为习近平提供了借口，既可以进行路试，又可以扩展无数新的政党和国家控制机制。新的彩色编码应用程序（可指定谁可以移动到哪里），温度检查警察扫描仪，新型的群众动员策略和数字审查工具，将来会进一步入侵中国人的生活。

如果在赶工赶回装配线以挽救中国经济的过程中，与病毒的斗争再次失控，习近平无疑会声称对中国生存和民族的威胁已经升级到了如此高的威胁水平，以至于甚至更加集中，强大，不宽容和控制政府是前进的唯一途径。无论中国如何流行，北京可能会从病毒性创伤中脱颖而出，变得更加专制，更富于战斗力，更倾向于与基于自由民主规则的秩序相冲突，而许多美国人仍然错误地希望中国会遵守这些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