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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你看到的这句话来自尼尔·波兹曼的名著《娱乐至死》。这本书出版于1985年，也就是30多年前。在这本作品中，波兹曼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娱乐化的时代，人们讨厌严肃，讨厌冗长，渴望语言的烈度，渴望色彩斑斓的戏剧性。”30多年后的今天，波斯曼的判断似乎并没有过时。
许久之前，作家许知远对马东进行了一次采访。在这次访谈的开头，许知远引用了《娱乐至死》中的一个片段，表达了对于技术进步的怀疑。他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粗鄙的娱乐时代，无处不在的综艺节目正在谋杀我们的思考。”节目播出后，很多人都在批评许知远，说他有知识分子的怀乡病，那些怀疑只是象牙塔中无聊的闲言碎语。不过如果我们愿意跳出这场对话中精致的修辞，跳出那些因为热爱而生的辩护，也许可以站在一个较远的地方，借助《娱乐至死》这本书，重新思考这场对话的价值。
《娱乐至死》【美】尼尔·波兹曼著
我们的生活真的会被娱乐谋杀吗？今天我们就一起聊聊这本备受推崇、也同样备受误解的传播学名著。
如果想了解我们生活的娱乐化时代，最好的一个切入点是辩论。不过我们要暂时告别《奇葩说》，聊一聊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电视辩论。对战的双方我们现在都很熟悉了，一位是共和党的美国富商特朗普，另一位则是民主党的女性政客希拉里。
有趣的是，如果你在美国街头拉住一个人问，这俩人在辩论中究竟有什么分歧呢？估计很多人都回答不出来。不过如果你要是问两位政客各自有什么黑历史，几乎每个人都能津津乐道地跟你聊上一会儿。比如说特朗普多年前在一个娱乐节目中侮辱过女性，又比如说希拉里用自己的私人电子邮件处理了大量公务信息。怪不得美国网友将他们两个人称为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总统候选人。在Twitter上还有一个有趣的段子，说如果希拉里和特朗普同时掉进河里，谁会得救呢？答案是美国会得救。
在这一系列滑稽可笑的电视辩论中，还有一个身穿红色毛衣、表情木讷的现场观众出名了，这个人叫做肯伯恩，他本身是一个发电厂的工人。正当特朗普和希拉里互撕的时候，他作为现场观众站起来，突然提出了一个关于能源的非常严肃的问题，美国网友一下子被他的呆萌造型征服了：有人说他长得特别像电影《玩具总动员》中的大反派，还有人说要把手中的选票直接投给他，让他来做美国总统。辩论结束后，这个家伙登上了美国脱口秀节目，还把自己的形象印在T恤上出售。
2016年的美国大选政治辩论，特别像是一场娱乐嘉年华。如果尼尔·波兹曼看到这场闹剧的话，我猜他一定会难过地摇摇头。因为在美国政治辩论并非一直都是这样，在《娱乐至死》这本书中，尼尔·波斯曼就为我们描述了一场截然不同的政治辩论。这场辩论发生在1854年，交锋的双方是亚伯拉罕·林肯和史蒂芬·道格拉斯，辩论的规则可能会让我们有点吃惊。
道格拉斯首先整整讲上三个小时，接下来林肯再讲三个小时。结果轮到林肯发言的时候，时间已经是下午5点了，于是他就和现场的观众说：你们先回家吃饭，吃饱了咱们回来继续聊，我们还要再讲4个多小时。有趣的是当时的观众竟然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一切也都按照林肯的计划进行。
讲完这个故事后，在书中感叹道：这是怎样的观众？我想在互联网时代的我们也许也会发出同样的感慨。如今的我们还有这样的耐心来理解一件无比冗长和严肃的事情吗？
也许是洞察到这种巨大的反差，波兹曼宣布，我们已经从一个充满了耐心和理性的严肃年代，进入到了一个滑稽可笑的闹剧年代。这就是《娱乐至死》这本书想要表达的观点。不过隐匿在这种转变背后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呢？波兹曼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了传播媒介。如果咱们把林肯时代和特朗普时代的这两次政治辩论加以对比，其实不难发现，它们发生在完全不同的媒介文化中：林肯生活的时代被称为印刷时代，我们则生活在影像时代。
在波兹曼看来，印刷时代造就的是一种理性严肃的文化，阅读书籍是人们理解那个世界最重要的方式。比如说在1776年，托马斯·潘出版了一本名叫《常识》的小册子，它在当时卖出了大概40万册。要知道那时候的美国总人口只有300万，如果换算成现在美国的人口规模，则相当于卖出了2400万册。这样一个印刷数量，即使是现在最畅销的作家也会感到望尘莫及。
印刷文化还有一个功效，就是催生了理性严肃的演讲活动。比如说当时美国出现过一种非常受欢迎的“树墩演讲”：人们把伐木之后留下的树墩当成舞台，站在上面，向路过的人们宣扬自己的理念。演讲者往往一说好几个小时，周围聚集的人群也听得津津有味。印刷文化鼓励的是理性严肃而有逻辑的思考和表达，同时还造就了人们不可思议的冷静与耐心。不过在上世纪中叶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一切也都随之发生了改变。
书籍和电视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波兹曼说：“在印刷时代，人们沉迷的是文字，从电视时代开始，人们逐渐沉迷于影像；文字鼓励的是持续的思考，影像则鼓励跳跃的欢愉。要知道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每个镜头平均时间只有3.5秒，它之所以吸引我们，也恰恰是因为这些色彩斑斓、稍纵即逝的视觉刺激。”
对于总统大选的电视辩论，波兹曼非常不屑地吐槽说：“在这里复杂的措辞、充分的证据和逻辑都派不上用场，有时候连句法也被丢到了一边。但这并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关心的只是给观众留下印象，而不是给观众留下观点。”
电视辩论的取胜法门在于学习如何说俏皮话，这里面有一个著名的历史故事。1984年里根参加美国总统大选，他的对手是比他年轻很多的沃尔特·蒙代尔。在电视辩论中，蒙代尔就一直揪着里根的年龄不放，说他太老了，不适合继续担任总统。里根并没有被他激怒，而是幽默的回应说：“蒙代尔只是说我年纪太大了，精力不够了，放心，我才不会说他因为太年轻而不够成熟。”
第二天，美国媒体毫不吝啬自己的赞美，说里根正是用这样一句机智的俏皮话击败了蒙代尔。不过波斯曼却皱着眉头说：“你们这群人究竟在关注些什么？”
既然印刷造就了理性，电视造就了娱乐，那么我们“娱乐至死”的锅就该由电视来背吗？这其实恰恰是很多人对于波兹曼的误解。如果波兹曼生活到现在，恐怕也是一个综艺节目的爱好者。娱乐本身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反而可以给寂寞的人带来安慰，给忙碌的人带来快乐。要知道居住在北欧的拉普人曾为了观看一部美剧的大结局，竟然决定推迟他们每年一次的大迁移。
但问题是电视这种传播媒介有一个特点：在呈现娱乐方面，它绝对是一把好手，因为影像本身带来的视觉愉悦是印刷媒体所无法比拟的；但是在进行严肃讨论方面，它却往往捉襟见肘，无法持续、集中、理性地去论述一件事情。这就相当于咱们家里的厨房，平底锅和蒸锅各司其职，适合烹饪不同的食物，其实本没有好坏之分。但是如果你拿蒸锅炒菜，味道就变了。同样，电视最适合娱乐，一旦你用它来讨论严肃的公共事务，也就会变味儿。换句话讲，问题并不在于电视给我们展现了娱乐，而在于所有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就连总统大选这样严肃的政治辩论也变成了一场娱乐嘉年华。这样一来我们便会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会变成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永远不缺乏娱乐的世界中。我记得我小时候如果想要看黄日华版的《天龙八部》，就只能晚上8点乖乖地在电视屏幕前等待；如果想要看《新白娘子传奇》，就不得不期盼着暑假快点到来。不过现在我们再也不用推迟我们的满足感了，你可以随时随地地打开视频网站，挑选你想观看的一切。我想波兹曼其实也不会否认这是技术带来的福祉。
如今不管是《奇葩说》《非诚勿扰》《奔跑吧兄弟》还是《吐槽大会》《火星情报局》，我们娱乐自己的方式真是太多了。如果波兹曼活在当今的中国，他也许会告诉我们：喜欢看《奇葩说》其实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我们对于文化、生活的思考，也要全部依托于《奇葩说》吗？对我们来说，严肃的论述显得枯燥乏味，所以无人问津。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一句揭穿人性的俏皮话，再加上点热闹纷繁的后期效果。于是穿过我们思想星空的不是流星，而是弹幕。
辩论综艺节目《奇葩说》现场